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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月12日晚，上海圖書館研究館員、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設計學院兼職教授張偉在浦東奇幻天空城“遠景之丘”，舉辦瞭一場題為“上海之未來——晚清民國的集體想象”的講座。這場講座是湯惟傑先生所策劃的“過去的未來”系列講座的第二場，在這場講座中，張偉教授與聽眾分享瞭晚清民國對未來上海的集體想象。
講座現場
張教授在上海文史研究方面浸潤已久，涉獵廣泛，有豐富的資料積累，特別對電影等視覺藝術資料尤為關註。這場講座中，張教授即透過近代文學、報刊、影視、圖片等，以四個案例說開來，講述百年前人們對上海這座城市的未來想象。
百年前的預言：浦東舉辦世界博覽會
2010年，上海舉辦瞭第41屆世界博覽會，這也是中國舉辦的首屆世界博覽會。然而，在100年前的近代中國，即已有人預言瞭百年後的這次盛舉。
1910年，小說傢陸士諤發表瞭一部幻想小說《新中國》，想象在百年後，上海浦東舉行瞭一屆世界博覽大會，為迎接這個博覽會，上海發生瞭很多巨大變化，如建造跨越浦江的大橋、穿行地下的地鐵等等。在時人看來，這些大概都是很難想象的。在《新中國》的結尾有這樣一段對話，大抵也可看作是陸士諤的內心寫照：
妻子說：這是你癡心夢想久瞭，所以才做這奇夢。
丈夫說：休說是夢，到那時真有這景象也未可知。
妻子說：我與你都在青年，瞧下去自會知道。
丈夫說：我便把這夢記載下來，以為異日之憑證。
陸士諤《新中國》書影
然而，這一切也並非空想。張教授在講座中說，陸士諤對世博會的想象並非“空中閣樓”，當時中國對“博覽會”熱切關註，從士大夫階層到普通百姓都對“博覽會”有一種狂熱盼望，陸士諤的想象就是建築在這樣的舉國基礎之上的。
自1851年在倫敦舉辦首屆世界博覽會，以後數屆世博會在巴黎、紐約、芝加哥、米蘭等一些世界大城市相繼舉辦，舉辦世博會一方面是向世人展示瞭其國力強弱，另一方面借世博會之機，舉辦國也贏得瞭發展的新機遇。作為中國最大的城市，上海在1851年就參加瞭倫敦世博會，也參加瞭以後的幾屆世博會，對此媒體有大量報道。比如，在滬經營絲茶生意的徐榮村（1822-1873），他在1851年將自己經營的“榮記湖絲”送往倫敦參展，榮獲大獎，成為有官方正式記錄的中國參展世博會並獲獎的第一人。再如，參展1900年巴黎世博會的上海耀華照相館，其攝影放大照片是晚清中國照相館在世博會上唯一的一次獲獎，也是少見的和近代技術有關的獲獎展品。世博會上的中國身影還有，王韜曾在《漫遊隨錄》中記錄瞭他遊覽1867年巴黎世博會的見聞，這是首次見諸中國文人筆墨的世博會印象；晚清第一任外交官郭嵩燾曾率員參加1878年巴黎世博會開幕式，等等。陸士諤對於上海舉辦世博會的預言，其對百年後中國的“幻想”就是在此基礎上誕生的。
而就在陸士諤的小說問世之際，以及這之後，中國近代史上仍有“世博會”的身影。比如，1915年民國政府第一次參加世博會，在這一年舊金山舉辦的世博會上，中國展品共獲得1211項獎，在全部參展國中獨占鰲頭。而且，在1910年、1929年，中國先後在今南京和杭州舉辦瞭南洋勸業會、西湖博覽會，其中作為晚清中國的第一次全國博覽會，南洋勸業會的規模與形式，處處以世博會為標桿。
“大上海計劃”：夭折的新上海中心
伴隨著近代開埠，租界就成瞭上海城區組成的一個部分。1927年北伐勝利後，上海成為特別市，地位得到很大提升。為打破租界壟斷城市中心，謀求自身發展，南京國民政府制定瞭一項宏偉規劃，擬將位於上海東北的江灣靠近黃浦江的約7000畝土地建設成為一個“新上海”，政府的主要機構以及城市中心都將轉移到這個“新的中心區域”來。這就是“大上海計劃”。
“大上海計劃”與陸士諤的“幻想”不同，它的提出體現的是政府意志，其代表的不僅是市民對未來城市的想象，更是上層對城市建設、發展的規劃。這一計劃還被拿到世博會上展示，足可見政府的堅定信念。然而由於抗戰的爆發，“大上海計劃”最終隻實現瞭一部分，但這也足以給上海“黃金十年（1927-1937）”留下瞭一個鮮明的時代痕跡。
大上海計劃周年已建成的江灣上海市政府大廈
按照“大上海計劃”，國民政府將構築 11條“中”字打頭的馬路，10條“華”字馬路，5 條“民”字馬路，10條“國”字馬路，9條“上”字馬路，13條“海”字馬路，15條“市”字馬路，12條“政”字馬路和8條“府”字馬路，組合起來正是 “中華民國上海市政府”9個字。又按孫中山先生思想中的“三民五權”、“世界大同”進行分區，分區道路分別命名為三民路（解放後更名為三門路）、五權路（解放後更名五星路，因與吳興路諧音又更名為民星路）、世界路、大同路（未辟築）。除道路系統外，“大上海計劃”還建設瞭市政府大廈為中心、體育館、圖書館、博物館、市醫院、國立音專、廣播電臺、中國航空協會等一系列重要建築。
如今，在江灣地區仍可看到這座“過去之未來”的新城的遺跡。比如，坐落在上海體育學院內的“市政府大廈”，比如如今作為長海醫院影像樓的“上海市博物館”，比如，今天的江灣體育場就是“大上海計劃”中的“上海市體育場”。
書寫明天：“夢想的中國”“上海的將來”
總的來說，陸士諤的《新中國》和國民政府的“大上海計劃”反映的都是社會精英對“過去之未來”的想象，畢竟前者是晚清有名的知識分子，後者是政府精英。那麼，更普遍的社會大眾是如何想象未來的？透過1933年、1934年由《東方雜志》和《新中華》的兩次征文，或許可以瞭解時人普遍心理和認知。
20世紀30年代，上海已經成為遠東最大的都市，出版印刷業在上海尤其繁榮。1933年商務印書館旗下的《東方雜志》以“夢想的中國”為題發起征文，次年，中華書局旗下的《新中華》雜志又以“上海的未來”為題發起征文。這兩次征文活動應征者十分踴躍，既有著名人士，也有普通市民。
《東方雜志》“新年特大號-夢想的中國”封面
張教授在講座中介紹，《東方雜志》共刊出142人的“夢想”，其中有名望者如馬相伯、柳亞子、鄒韜奮、楊杏佛、陳翰笙、周谷城、顧頡剛、洪業，再如周作人、俞平伯、鬱達夫、林語堂、鄭振鐸、茅盾、巴金、老舍、徐悲鴻，等等。分析應征者，從地域來講，142人中上海占瞭78人，超過半數；其餘過十的地方隻有南京（17人）和北京（12人），其他地方應征者均為個位數。而從職業分佈來講，中等階級的知識分子和自由職業者為最多，大學教授有38人，編輯及作傢39人，記者和公務員各有12人，其他職業應征者均為個位數，而普通讀者主動投稿應征的有13人。在142位應征者中女性隻有4位，而人口之大多數的勞苦大眾無人應征。
而在這些應征者的“夢”中，痛苦的夢、物質的夢占據瞭大多數。
我們感覺到知識分子悲觀的氣氛是太濃厚瞭，不但在現實的生活中大傢感到沒有出路，連夢也大多是惡夢或噩夢。——《東方雜志》編輯
中國是沒有未來的。——巴金
未來的中國是一團糟。——錢君匋
希望全國的人有飯可吃，有衣可穿，有屋可住，有人可愛。——洪業
未來中國首要之件便是：人人能有機會坐在抽水馬桶上大便。——周谷城
當然，這次征文中也有樂觀的“夢”，也有理性的“夢”。比如當時已94歲高齡的馬相伯（1840-1939）就從政黨、國會、憲法、土地、人口等十五個方面，設想瞭將來可能會有的情景以及如何實現的路徑。
1934年《新中華》以“上海的將來”為題的征文，情況大抵與《東方雜志》相同——悲觀派遠多於樂觀派。張教授在講座中還拎出瞭其中實現準確預言的幾點，比如：地價房租飛漲，人們都遠離市中心入住郊區；交通大發達，上通高架，下行地鐵；機器人大行其道；跑馬廳旁將建大圖書館，跑馬廳原址則改建為“人民公園”等。
六十年後的上海灘：誰說幻想就是胡鬧
講座的最後一部分，張教授介紹瞭一部科學幻想影片《六十年後上海灘》。這部影片誕生於1938年，當時上海正處於孤島時期。這部影片由新華影業公司出品，由楊小仲導演，韓蘭根、劉繼群等主演。新華影業公司在孤島時期的上海可謂是影壇老大，但是科幻片在當時是極少的。而這部影片幻想的六十年後的上海出現瞭人體冷凍、氣候控制、機器人、視頻對話等等超越當時人想象的情景，以致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被視為“胡鬧影片”。
張教授介紹說，這部影片的靈感來自於美國福斯公司1930年出品的《五十年後之新世界》，這部影片幻想瞭五十年後即1980年的科學發達之情景，而《六十年後上海灘》則幻想瞭六十年後即1998年的科學發達之情景。比較這兩部影片，在一些劇情和細節方面頗有雷同之處，比如影片中人物用編號稱呼，科學傢使用復活術讓人物復活以延續劇情，而在另外一些方面又有不同，《五十年後之新世界》中使用發射器飛往火星，符合美國的開拓精神；《六十年後上海灘》主人公因時空穿越而前往後世，則更多瞭幾分中國傳統文化的元素。而且，二者時代背景不同，前者更多科學色彩，而後者則強調喜劇噱頭。然而，雖然說是噱頭，如今回頭來看，“胡鬧影片”中的一些幻想不也成為現實瞭嗎？
《新華畫報》1938年1月號以科幻片《六十年後上海灘》劇照為封面
政府補助經濟部補助計畫612EF3BAA19FCD1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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